海德格尔生态伦理视域下的《羚羊与秧鸡》(3)

［1］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韦清琦，袁霞，译.羚羊与秧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曾仁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5-16.

［4］陈小红.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

［5］赵海月，王瑜.海德格尔生态伦理思想考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0（6）：21-24.

进入现代以来，人类凭借科学技术创造了空前的社会财富与物质文明，与此同时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引发了一系列自然危机。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怎样应对全球生态危机便逐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生态伦理观及生态伦理学随之发展起来。生态伦理学是一门研究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的学科。生态伦理，即人类处理自身及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通常是人类在进行与自然生态有关的活动中形成的伦理关系及调节原则。生态伦理学分为浅层生态伦理学和深层生态伦理学，后者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提倡“生态整体观”。马丁·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等哲学问题的探讨则与深层生态伦理观不谋而合，生态伦理观主要包括“生态存在论”“异化统治论”及“诗意栖居论”。海德格尔从存在与存在者的角度出发，否定人类在价值上的优越性，认为一切存在物皆平等，从根本上否定人类中心主义。本文将运用海式生态伦理分析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态预警小说《羚羊与秧鸡》体现的环境伦理问题，思考在全球生态危机下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过于强调人类的主体性及地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种观点使人类凌驾于自然中的其他事物，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依据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从根本上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片面强调人类这一物种的利益，将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造成主客二分及对立。在《世界图像的时代》中，海德格尔阐述了近现代人的本质：“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成为自己，而是在人成为主体（Subject）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成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 ”［1］（82）换言之，海氏认为，传统哲学强调人类主体地位，使人类成为地球的主人。然而这种主人心态使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愈加明显，生态环境每况愈下。在《羚羊与秧鸡》中，以“秧鸡”为代表的科技精英们是“人类中心主义”最高信奉者，他们为了获取利益、满足人类自身欲望，对生物肆意改造。例如，人类发明了“鸡肉球”：“一个像大皮球一样的物件……里面伸出二十根肉质粗管，每根管子的末端各有一个球状物在生长”［2］（209）。 “鸡肉球”的发明仅仅用于满足人类食物需求：“这一个上面只长鸡脯。还有专门长鸡腿肉的，一个生长单位长十二份”；这种改造去除了鸡作为动物的其余特征，当吉米询问为何它们没有其他器官时，科学家们回答道：“没有眼睛、喙什么的，不需要。”［2］（209）为了治疗疾病，人们制造了可以培育多个人类器官的“器官猪”;为满足人类猎奇心理，创造了蛇和老鼠的混合体“蛇鼠”、极度危险并且随时会对人发起进攻的狼犬兽、供人类消遣的“浣鼬”，等等。人类在这些发明中充当着造物主的角色，正如小说中展示的：“创造动物真好玩儿……让你有了上帝的感觉。 ”［2］（53）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其极度自负的态度加剧了生态恶化，使地球无法可持续运转，最终导致人类大灭绝。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中心论是对人与其他存在者关系的曲解，打破人类中心论是重新找回人类自身生存的本质的必经之路。首先对人的本质重新进定义，认为人类既不是存在者的中心，又并非存在者的主宰，而且地球这个统一整体的居住者及存在的看护者，即“此在与世界”不可分割。这种对“存在”的重新阐释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及后现代经济与文化形态的发展而来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哲学家们开始批判现代性的非生态论的生存观并倡导后现代的生态论生存观。生态存在论美学观无疑接受了人这种当下的“此在”内涵，却将这种内涵不仅仅局限在人，而是扩大到“人—自然—社会”这样一个系统整体之中［3］。小说中的科技精英们只考虑自身利益，将自然看成利益的来源而非价值来源。他们视自己为存在者的中心和主宰，将人类文明与自然割裂、对立，无视自然规律、凌驾万物之上，最终招致自然的报复。这种非生态论的生存观使自然生态日益恶化，社会生态失去平衡，世界的整体性遭到破坏，无法持续发展。二、对科学与技术本质的再思考“技术”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领地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曾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照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 ”［1］（66）人与事物在技术时代的命运及彼此间的关系是海德格尔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技术的本质是“集置”，是一种“使卷入”，通过它，人与自然都被卷入技术之中，并为其所占有。在历史层面，人创造技术，但在逻辑层面，技术却支配人［4］。在“集置”和解蔽的过程中，不仅自然界中的事物被当成持存物，而且人也被当作持存物——人力资源［5］。换言之，技术时代的进步以牺牲自然为代价，人类生存受到威胁。近现代以来，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勾结，使人类自身及周围事物被“卷入”其中，造成异化统治。在《羚羊》中，人类为了自身发展过度开发资源、滥用科技，自然环境遭到破坏：地下水变咸，冻土层融化，海面上升，干旱、荒漠化日益扩散，气候异常使庄稼歉收，进而引发饥荒，使生命难以维持……科技的异化不仅打破自然生态的平衡，社会生态同样也受到重创。小说中谁掌握科学技术，谁就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大院”内的科技精英掌握权力，对大院外及“杂市”中的人进行专制统治。对科技的迷信使艺术被贬值，人文价值落入尘埃。吉米是人文艺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但学校破败且正逐渐失去规模。艺术学院的衰败正是人类精神世界崩塌的缩影，人们变得冷漠，人性逐渐丧失。阿特伍德并不反对科技，但她对科技的用途表示担忧。当科技发展偏离正轨，人们盲目迷信科技理性，人类偏离了人类的生态本性和科技发展的最初目的。正如主人公吉米所想：“……为什么会觉得好像有某道线，好像发生了什么越轨的事？到了什么分上算过分，走了多远算太远？ ”［2］（213）因为技术本身阻止了对它本质的任何了解，存在的原始真理自行关闭了。也就是说，现代科技使人类无法接近事物本质，无法守护存在的真理。但同时又认为艺术是对现代技术的拯救，艺术是真理。小说体现出对艺术价值的肯定：吉米是艺术和感性的代表，正是对艺术的热爱，使吉米保持热烈的感情，为冰冷灰暗的世界带去一抹色彩。作者选择吉米作为幸存者，表明其对真理的追求。三、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海德格尔十分赞赏荷尔德林描绘的人类生活方式:“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是万物的本源，他从本体论上将自然设定为人类生存的根基，将人与自然的最高和谐定义为“诗意地栖居”。“诗意”意味着一种精神的愉悦，“栖居”意味着一种心灵的归属感。栖息主要不是居住下来，而是看护营造一个空间。其中，其他事物能够展现并成长，使其他存在物成为它们自己，完全展现它们自己。“诗意地栖居”要求人类尊重自然，肩负起保护自然的神圣使命。在小说《羚羊》中，“诗意的世界”已经被“技术理性”破坏，人类坚信科学技术能够帮助他们获得金钱、荣誉，可以让他们改变生命的规律，使他们成为自然的主宰。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都已经丧失了本质，人类可以按标准被制造，人类的寿命可以通过器官栽培或克隆等手段延长，动物也可以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被肆意改造，一切事物都失去本来的面目。小说中人类之所以无法诗意地栖居于地球，是因为人类并未承担看护者的角色，而是视自己为世界的主宰，将自身和自然分离开来。科技的异化使世界上的事物失去了本质，因此人类几乎灭绝。幸存者吉米默默守护着幸存世界的事物，尽量不破坏或改变秧鸡人的本性，即使在灭绝到来之前，吉米对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充满同情与尊重。当吉米看到母亲在器官猪身上做细菌实验时，吉米对器官猪表示出关心：“‘那器官猪怎么办？’吉米担忧地说，‘细菌会钻到它们里面去的！’他不愿看到自己的动物伙伴像那些受感染的细胞一样被弄得支离破碎。 ”［2］（31）吉米的这种“生态同情”使其更接近自然本质，从而守护其作为人的本质。灭绝后的世界虽然千疮百孔，但似乎更有可能成为“诗意的世界”。小说结尾处，吉米发现了其他人类的足迹，不禁让读者升起一线希望，或许吉米和其他幸存者能够吸取灭亡的教训，不把自己看作自然的征服者，真正诗意地栖居于地球。四、结语阿特伍德在《羚羊与秧鸡》中虚构了科技泛滥的世界，只剩主人公独自在废墟中生存。在科技至上的理念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科学精英们随心所欲地改造物种、制造病毒，由此造成自然和社会生态危机。自然生态危机折射出物质和贪婪对人性的侵蚀，是人与物质存在关系的异化。通过构建这样一幅末日景象，作者无情地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对科技的滥用及科技与资本主义相勾结进行了抨击。然而在小说结尾处，主人公发现了其他幸存者，作者似乎让读者在灰暗的末世中看到一丝希望。小说中体现的生态主义思想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生态存在论”“异化统治论”及“诗意栖居”等生态思想不谋而合。阿特伍德借助《羚羊与秧鸡》表达出对科技滥用的担忧，启发人们思考科技的用途及在发展过程中怎样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参考文献：［1］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2］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著.韦清琦，袁霞，译.羚羊与秧鸡［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3］曾仁繁.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崭新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观［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5-16.［4］陈小红.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5］赵海月，王瑜.海德格尔生态伦理思想考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0（6）：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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