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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的当代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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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78年7月25日,人类首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宣布了一个人类对自身改造时代的到来[1]。自此以后,以“设计婴儿”、克隆技术、胚胎干细胞、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技
1978年7月25日,人类首个“试管婴儿”路易丝·布朗在英国诞生,宣布了一个人类对自身改造时代的到来[1]。自此以后,以“设计婴儿”、克隆技术、胚胎干细胞、基因编辑等为代表的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在中国,以基因编辑为例,2015年4月,中山大学黄军就研究团队在《Protein and Cell》发表文章,率先使用CRISPR技术对人类胚胎进行修改,试图改变引发地中海贫血的基因;到了2016年4月,广州医科大学范勇研究团队在《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发表了全球第二例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研究论文,对CRISPR/Cas9技术在早期人类胚胎精准基因编辑方面进行应用,向胚胎细胞中引入定向突变,修改胚胎细胞中被称为CCR5的免疫基因,希望以此达到免疫艾滋病的效果[2]。而到了2018年11月26日,中国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宣布,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婴儿当月在中国诞生[3]。由此可见,在科学技术的时代,中国的科技发展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当科学技术每向前推进一步,中国社会舆论马上就会提出对科学的贬斥和质疑,这种贬斥和质疑形成一种巨大的压力场,充满了伦理道德指责的集体狂欢。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这种伦理道德指责的集体狂欢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惯性。
一、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本性
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极其重视伦理道德的文化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从孔子开始,自孔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伦理道德问题。孔子的基本思想有两点:一是“礼”,一是“仁”,“礼”源于周朝的礼乐制度,代表着孔子的政治诉求,是其政治思想的集中表现;“仁”源于对以前观念的改造,代表着孔子的道德理念,是其道德思想的集中反映[4]。对于孔子而言,“礼”是继承,“仁”是创新,但无论是“礼”还是“仁”,很明显探讨的都是伦理道德问题。孔子以后,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90,他将“仁”发展到“仁政”,也就是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体化了。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必须从恢复井田制开始,“制民之产”,保证地主阶级有足够的劳动力。除此以外,“仁”的思想也在个人生活中具体化了,表现为“性善论”,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5]63-64相对于孟子,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将“礼”的思想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了。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6]178他认为“礼”起源于人们的欲望纷争,而“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6]178由此可知,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源头,整个儒学关心的核心问题就是伦理道德问题。
自先秦诸子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先后经历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新文化等六个阶段[7]32。除了近代新文化之外,从先秦诸子到清朝朴学,中国传统文化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指向伦理道德。自先秦之后,荀子儒法合流的思想真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统治思想[8],这种思想表面是儒,实际是法,儒表法里既有调和社会矛盾的感性表征,又有实施严刑峻法的内核实质,这在两汉经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董仲舒鼓吹《春秋》之“大一统”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主张“三纲”“五常”“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以达到“顺命、成性、防欲”,其实质和先秦儒家一样,以一套表面上缓和阶级矛盾,而实际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理论谋求与统治集团的合作关系。儒家与统治集团的合作早在孔子就已经开始了,“孔子虽然以教育家著称,但他终身所追求的,却是政治的成就。”[9]72“由孔子开始,儒家几千年的理想便与官场脱不了关系”[10]162,而到了汉朝,经历了焚书坑儒后,“残余的儒者便向新建立的汉帝国靠拢,并且从开始起就确定了拥戴在位皇帝实现独裁权威的低姿态”[9]69-70,始终“都把培养忠于现政权的统治人才作为共同方针;都把‘致用’即导致对于现行统治有用看作教育目的;都把‘通经’即通晓官方核准的经典及其标准诠释看作实现‘致用’的主要途径;都把‘经术’即适应现政权需要的统治术当成‘通经致用’的衡量尺度;都把善于附会经典所记的圣贤言论,替现政权进行道德的或政治的辩护、粉饰和阐释,当作明白‘经术’的考试标准”[9]71,也就是说,“想方设法将孔子之道,解释得与本朝制度和现行政策绝对一致,而不许违背及至相反”[9]78,所以中国的儒家知识分子几千年来毫无疑问都是入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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