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制论福山思想的逻辑关联福山历史终结(3)

(一)社会资本的流失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国家确立了普遍且平等的政治秩序,在政治层面满足了人们的承认欲望,寻求“承认”的斗争转移到经济领域。福山在《信任》等著作中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国内较少关注,而国外研究多从经济视角来解读。事实上,福山是借助对社会资本的研究,从社会自我组织视角分析寻求“承认”的斗争在经济层面的展开,剖析“经济生活如何反映、塑造和支撑现代生活”[15]。因此,尽管福山在对所谓不同信任度国家的案例分析中强调“社会资本对现代经济的有效运转非常重要”,但他论证的是社会资本是“自由民主制稳定运行的必要条件”[16]。福山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一套为某一群体成员共享并能使其形成合作的非正式的价值和规范”[17]。在马得勇看来,福山的社会资本定义涉及的范围广泛,社会网络、信任和公民社会等都与其相关,但它们都是社会资本产生的附带现象而不是其本身,其不足之处在于,福山并没有说清楚社会资本到底是什么[18]。在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中,福山尤其重视作为其重要组成的自发社会性,认为它是“创造新的联盟以及在新创立的共识条款之下展开合作的能力”[15]。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可视为表现在现代社会自我组织中的“承认”意识。充裕的社会资本对经济繁荣和民主运行至关重要。从经济发展看,社会资本的存在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经济组织的活力和规模。从民主运行看,民主国家保护个人自由而政府行为受到限制,这样的社会若要避免无政府或无法治理的状态必须有能力组织自己;相反,如果社会缺乏自发社会性,大众软弱、孤立,即便在大选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利益也可能被强大的政府罔顾,而充裕的社会资本有利于形成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平衡国家权力[15]。

然而,西方国家的社会资本存量持续下降。借鉴普特南的方法,福山提出可根据信任度和价值观调查数据及传统社会功能紊乱状况测量社会资本匮乏程度。据他分析,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技术和经济发展,西方国家的经济及社会运行模式和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普遍呈现结婚率下降,离婚率、非婚生育率和犯罪率上升的现象。“西方社会核心家庭的衰落对社会资本有强烈的负面效应,并会与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数量增加形成联系,从而造成犯罪率的增长,并最终导致社会信任度的下降。”[17]福山将此称之为社会价值的“大断裂”。在福山看来,“没有社会资本,就不会有公民社会,而没有公民社会,就不会有成功的民主”[17]。那么,社会资本的流失是否可能终结自由民主制?“大断裂”发生后,社会资本能否重建?

福山认为,社会资本不存在固定供给,但它一直能得到补充,不过,其形成并非一个简单的过程。类似的大断裂曾在19世纪初最早完成工业化的英国和美国发生,19世纪30年代两国重塑规范,社会秩序得以恢复。福山指出,期间两国建立的现代警察机构和全民教育体系发挥了重要影响。对福山而言,社会秩序及相应社会规范的产生有诸多来源,可以分为两条谱系:一条是由自发产生到等级制形成的序列,一条是由理性选择到非理性选择、社会传承的序列。以两条谱系为横、纵轴,构成一个四分象限,每一象限都会产生社会资本。福山相信“社会秩序一旦紊乱,就会倾向于重新塑造”，因为人既是社会性的也是理性的,社会资本可以在社会合作中自发形成。对此,科尔曼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社会资本对社会有益,但无法使体现它的人群因其获益,因而他们缺少创造社会资本的动力。福山则引用达斯古普特的话针对性地指出,社会资本不是公共产品,但它充满外部性,个人和企业会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创造社会资本,此外,公共机构也能创造社会资本。在福山看来,现代科技和经济发展既导致社会资本存量下降,同时,也会产生对社会资本的持续需求,从长远来看,人类也有能力满足这一需求[17]。

福山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政治秩序的运行。曾有学者提出,福山对社会资本的分析似乎是从社会心理出发探讨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福山则回答道,社会心理与理念及道德价值相关,对社会秩序的分析“任何仅限于物质主义的历史叙述都会错过大量的真实情况”[14]。因此,从根本上看,福山是从人性而不是从生产方式或经济结构中寻找影响政治体制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如马得勇所言,政治体制运转涉及诸多条件,社会资本只是其中之一,如果视社会资本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药方而忽略其他条件,显然失之偏颇[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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