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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的当代冲突(3)

来源:科技与金融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03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与保守派相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派主张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用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的融合中求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涅槃重生。西化派认为,

与保守派相反,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西化派主张吸取西方的先进文化用来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文化的融合中求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涅槃重生。西化派认为,近代日本和中国都同样是儒教文化,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但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固步自封,继续积贫积弱;而日本在“黑船来航”①之后全盘西化,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所以中国人要为国家寻找出路,必须从西方去寻求答案。对于保守派要回到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去寻找国家出路,在他们看来,简直是“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14]。

在进行东西文化论战的同时,当时的思想界还进行着一场规模更大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史称“科玄论战”。“科玄论战”是中西文化论战的延续,其核心议题是西方的科学能否解决人生问题。张君劢说:“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15]36在他看来,因为科学解决不了人生问题,所以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怎么办呢?张君劢指出了一条道路:“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于内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15]36他们想象到,现在“物质文明”已经衰落了,应以中国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中国的“精神文明”指的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宋明理学。

对于玄学派的理论,丁文江毫不客气地指出,宋朝提倡理学,明朝提倡心学,导致文人士大夫空谈心性,没有常识,其结果分别为蒙古和满洲所灭,汉族文化遭受了极大摧残。这个教训虽然已经够深刻的了,但是“不幸到了今日……宋元明言心性的余烬又有死灰复燃的样子了。”[15]56在他看来,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单靠内心修养而造成的“精神文明”,真正解决人生问题的还是科学。胡适站在丁文江的立场,认为中国当下存在的问题并不是科学所带来的,而是因为缺乏科学所带来的,但我们“正苦于科学的提倡不够”,却有人“出来菲薄科学……看了这种现状,能不发愁吗?”[15]12丁文江和胡适对科学的辩护使玄学派遭受很大打击,因为玄学派为“空谈心性”辩护只能是以“空谈心性”去论证“空谈心性”,他们无法解决中国贫穷落后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要时时面对现实的冲击。

后来,陈独秀也加入了“科玄论战”,陈独秀对“科玄论战”的加入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进入一个以马克思主义去解决人生问题的新阶段,这个阶段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阶段。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大力提倡西学,到了“科玄论战”的后期,他已经在西学中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通过“科玄论战”传播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才能真正揭示人生观问题。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一来到中国,就以其西方文化特有的谓词哲学的传统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性相契合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科学与民主在中国传播的过程”[16],也是科学与民主内化于中国人思想血液的过程。近现代中国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同时包含文化的复兴。当前,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意识形态既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表征,也承载了西方文化的内涵特质,这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具有典型的中西方文化融合意义。然而,我们看到,在文化的复兴中,科学虚无主义的东西沉渣泛起,他们将当下社会的各种问题归结给科学,“认为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一元论已经走向末路,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已经日趋明显”而倡导“回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前孔子时代”[17],其实这是我们在“科玄论战”中反复听到过的声音。

三、科学理性对德性伦理的超越与同一

中华文明确实从前孔子时代就已经领先于西方,从文化发展的规律上来讲,这有其内在机理。在文明的发展中,文字起着异乎寻常的核心作用,可以说,文字既是文化的符号,又是文化的载体,更是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的工具。中国人使用的是方块形式的表意文字,这种文字极富想象力而缺乏逻辑,西方人使用的是字母形式的表音文字,这种文字擅长逻辑而缺乏想象力。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字催生了两种不同的智慧,中国人是诗性智慧,而西方人是理性智慧,诗性智慧高于理性智慧,理性智慧从诗性智慧中产生,所以在13世纪以前,拥有诗性智慧的中华文明令西方文明望尘莫及。然而,以字母字为基础的理性智慧虽然缺乏想象力却擅长逻辑,从而能够从感性的表征之后抽象出一个超越的本体Being,使哲学走向了本体论时代,拥有逻辑的西方哲学也因此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哲学为科学奠基。在这个阶段,由于逻辑的推动,“人类的推理和反思能力日益强大,想象力和感觉能力却日趋衰弱、日渐萎缩”[10]163,理性的时代取代了感性的时代,科学理性取代了德性伦理。按照康德,理性是超越的,知性是理性和感性的中介,“理性既限制知性的范围又指向一个超出知性定在(Dasein)的无限存在(sein)”[10]165,这是超越的理性通过知性指向感性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理性之思的无限性思维为有限的知性认识开辟潜在的无限可能性的过程”[10]165。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知性的中介作用,由理性推动知性而到达感性的思维运动永远向前却永难抵达,从而使认识无限推进、知识不断积累,积累的基数越大,就越能够对知识的形成产生加速度。

文章来源:《科技与金融》 网址: http://www.kjyjr.cn/qikandaodu/2021/0303/16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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