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的当代冲突(4)

然而，与知识的积累相反，伦理道德的解释机制却永远局限于后人解释前人的范围之内而不得突破。很明显，在每一个时代，后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并不见得就比前人高，反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德代际传递的认知崇古非今。孔子就开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后世更是追慕古风、遥羡先贤。科学技术的指向是向前的，而伦理道德的指向是向后的，这就使科技渐行渐远将伦理抛在了身后，使伦理再也无法压制科技的前行，这不仅仅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而且必将在未来要重演。人类前行到今天，整个社会不仅仅迎来了一个物质充裕的时代，也仿佛迎来了人类伦理的黄金时代，而且也正是由物质充裕的时代带来了伦理的黄金时代。

然而，从哲学上看，平衡的打破是必然的。在人类历史上，平衡的打破带来的从来都是新一轮的掠夺与屠杀，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掠夺和屠杀能够为伦理道德所阻止。在过去，西方文明对印地安文明的摧毁伴随着牧师的布道，在昨天，大和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欺凌伴随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愿景，伦理道德不但没有阻止不平衡的发生，反而在极度的不平衡中常常沦为强者的帮凶。人类如果将未来寄托给伦理道德的话，我们如何能够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退一步讲，即便我们真的打算将未来交给伦理道德，恐怕也难以如愿。简单的一个思想实验足以证明，我们可以设想在遥远的若干年以后，当理论上的“基因编辑”技术足够发达，克隆技术足够成熟，而一个有钱有势的大财团的老板，因为投资了一所知名的大学而拥有一批熟练掌握“基因编辑”技术和人类克隆技术的科学家。然而很不幸，这位大财团老板唯一的、最宠爱的孙子生了一种病，必须要“基因编辑”或者克隆才能活下去，在生离死别之时，这位大财团的老板必定摇荡在伦理与科学之间。在面临科技与伦理的难题之时，他究竟是坚守内心对科学的警戒和所谓的“伦理道德”，忍心看他的孙子就此死去呢？还是决定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或者克隆技术去救他的孙子？换句话说，即使他要坚守心中的伦理底线，难道忍心看他的孙子就此死去而置其自身与家人于痛苦之中就是符合伦理的吗？如果答案真的是这样，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人类要划定这样一个伦理界限置自身于科技之外而接受上帝对于命运的安排？进一步说，这个伦理界限既然是由人类自身划定的，那么人类究竟借助于什么去划定出这样一套捆绑自身手脚的规则？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科技的基本属性讲起。科技实际上应该区分为两个层面：科学与技术，科学是人类的认知，技术是认知的应用。科学自身从来不包含道德的属性，我们可以做出判断说：“天是蓝的是因为光的反射”“光是白的是因为视觉的无力”，从这些命题中我们无法找到伦理道德的意义。所以我们能够说：“科学属于事实判断，而道德属于价值判断”[7]32，它们属于不同的范畴，在本质上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然而，一旦我们将科学进行应用，达到技术的层面，就不得不加入道德属性的因素。譬如，人类既可以利用核能为人类造福，又可以利用核能使世界毁灭，但这个道德属性是人为加入的而不是技术本身具有的。原子弹本身无所谓对错，就像切菜刀本身无所谓对错一样。原子弹掌握在盟军手中就会结束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万一被法西斯提前掌握，恐怕我们现在都要习惯于高呼希特勒万岁或者天皇万岁。但人们对原子弹的恐惧并不是原子弹自身所造成的，因为原子弹和切菜刀的属性相同。切菜刀早于原子弹出现的时候，它给人们带来的是同样的恐惧，今天核战争的阴云密布于全球上空，其实它给人们心理上带来的震怖并不比秦帝国给东方六国造下的心理阴影更沉重。究其实，人们的这种恐惧根本就不是对科技的恐惧，而是人们对伦理道德无能的恐惧。当现代伦理学家们在咒骂科学的时候，其实质根源在于他们对人类伦理道德的极度不自信。

当然，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弃伦理，当我们眺望头顶的星空，为我们的渺小和无知而恐惧之时，我们还是不得不转向心中的道德律，以便为我们的生存找到合法性的根基。但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实践理性的基础是纯粹理性，寻求伦理道德的根基终究要回到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这是科学和道德的同一。这个同一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美德”，从他开始，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就紧密结合在一起。苏格拉底之后，在西方哲学中科技从来就没有脱离与伦理的同一关系。培根明确肯定科学对于道德的奠基作用，而霍布斯更是将人看作科学与伦理组成的机器，他甚至认为，在这架机器中，思想感情、道德欲望取决于机械力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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