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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科技与传统伦理的当代冲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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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四项基本义务法则之间关系不一致的第二种形式是对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与对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了自己的
四项基本义务法则之间关系不一致的第二种形式是对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与对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了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而牺牲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这是人生活中的一种正常避险原则,如同为了自己的积极义务法则而牺牲他人的积极义务法则一样,是符合人性的,可以理解。二是为了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而牺牲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虽然貌似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维护的是人类伦理的基本规则,所以也是值得的。功利主义者对前者会大加赞许,对后者会无限鞭笞,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对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是其他义务法则的基础,是义务法则中首先要维护的东西,它的意义重于其他法则的意义。而两种消极义务法则一起,构成整个人类义务法则的基础,所以消极义务法则是高于积极义务法则的,积极义务法则是消极义务法则的提升,消极义务法则相对于积极义务法则更重要。
鉴于积极义务法则和积极义务法则之间的对等,以及消极义务法则和消极义务法则之间的对等,上述二种冲突形式的四种情况都是符合人类伦理底线的,都在人类伦理道德的可承受范围之内。然而积极义务法则和消极义务法则的冲突则远离人类的伦理底线,对这种冲突的处理要么产生圣人,要么产生恶棍。我们将人类对自己的积极义务法则与对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之间关系的不一致看作第三种形式,这种不一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了自己的积极义务法则而牺牲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这种做法极不道德,令人发指,类似于在四项基本义务法则相一致的情况下,违背人类底线伦理的卑鄙。二是为了他人的消极义务法则而牺牲自己的积极义务法则,这是一种正常的伦理选择,但其伦理强度没有底线伦理的伦理强度高。
第四种形式是对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与对他人的积极义务法则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也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为了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而牺牲他人的积极义务法则,这实际上是第三种形式第二面的换位说法,这种做法是正常的,但与第三种形式的第二面一样,其伦理强度弱于底线伦理。二是为了他人的积极义务法则而牺牲自己的消极义务法则,这实际上是第三种形式第一面的反面,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在割肉饲鹰,都是圣人,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伦理道德所追求的精神境界。
从积极义务法则与消极义务法则的冲突中我们能够总结出来,为了消极义务法则而牺牲积极义务法则,可以去做,但是为了积极义务法则而牺牲消极义务法则会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圣人、一个极端是小人。上述四种形式的八种情况可以总结为如下两个命题:对人有利、对已不利,可做;对人不利、对己有利,少做。“可做”就体现了做“圣人”不应该是对普通人提出的要求,有时你可以选择不必做;“少做”就体现了在一种伦理底线的意义上,我们能不做就不做。
结 语
也许有人说,当下社会未必适用康德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义务法则,更不可能倡导基于基本义务法则的底线伦理,因为今天,人类社会之所以建立的核心因素是情感纽带而非冷冰冰的先验法则。但是,当人类面对未来去思考自己的命运,人类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无论如何都不能建基于情感之上而应该诉诸于真理。就拿基因编辑技术而言,建基于情感的人类社会用以判断的标准是历史的道德性,它往往忽略历史的趋向性而使人类的历史成为基于情感的历史。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人类对基因编辑的阻止,迄今为止所拥有的办法并不比人类对核武器的阻止所拥有的办法更多。因此,今天无论我们怎样用伦理道德去束缚科技的前行,我们都无法改变历史而只能延缓历史。事实上,任何试图阻止历史的做法都无异于掩耳盗铃,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所有的后知后觉者将再次被历史所抛弃,这在人类历史上已经上演过若干次了。
注 释:
①1853年,美国人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来到了日本,打开了日本的大门。由于马修·佩里所率领战舰的强大武力远超日本军力,造成了日本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当时,马修·佩里所率领的战舰全部是黑色的,所以日本人将这一天称之为“黑船来航”。“黑船来航”使日本人忽然发现,时代变了,他们过去所学习的对象中国已经彻底衰落,日本自此进行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亚入欧的进程。
②谓词哲学是与宾词哲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二者皆源自于古希腊词汇philosophy。在philosophy中,“爱”(philo)指追求学问的过程,“智慧”(sophy)指追求学问的结果;前者由动词来表示,所以被称为“谓词哲学”,后者由宾词来表示,所以被称为“宾词哲学”。在西方,“宾词哲学”代表着理性主义的传统,由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康德,直到胡塞尔一脉相承;“谓词哲学”代表着非理性主义的传统,从古希腊的神谱世系开始,经过基督教中的非理性主义形式流传至今,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都应归于这样一个传统。如果单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归于这样一个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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