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产融结合：生成逻辑、模式抉择与对策

体育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是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的根本需要（刘扶民，2019）。在市场潜量显现与政府政策激励的双重驱动下，体育产业已然迈入高速增长阶段。根据新增长理论，此时，产业资本要素需求将急剧攀升，充足的资金供应成为实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保障。但在供给端，“三期叠加”效应影响下，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致使资本“脱实向虚”（刘晓欣 等，2019），资金徘徊于金融体系内部，难以有效支撑产业资本扩张。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资本要素刺激产业增长的效率水平取决于金融发展，事实上，体育金融欠发达恰是制约体育产业资本供给的重要原因（江春 等，2013；刘辉，2016）。由是，以金融手段支持体育产业发展，成为近年来政府产业政策和企业经济实践的共识性主题。然而，传统金融助推路径下，体育金融的发展远未达到理想效果，产业增长依旧掣肘于资本要素供给乏力，隐性融资风险亦如高悬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挥之不去（丁正军 等，2018；邵继萍等，2018；徐飞 等，2016）。

如何破局？金融创新是整合产业金融要素、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关键手段（熊平安，2009），恰如斯密的“无形之手”，市场自生演化的产融结合模式，以金融组织创新的方式，开辟了金融助力体育产业发展的新进路。所谓产融结合，是指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以股权为纽带，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和整体效益，通过参股、持股或控股方式，形成资金、人事、信息等方面的稳定关联与结合（窦尔翔，2015）。通过与金融机构“绑定”成产融型组织，既能缓解体育企业融资约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又可增进双方协同发展效应，提升资本供给水平与利用效率。实践中，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股权融合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产业发展范式。

那么，作为体育产业的新兴经济现象，体育产融结合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当下，应遵循怎样的实施模式？未来，又该沿何种路径继续演进？厘清上述问题，解构体育产融结合的“黑箱”，对优化体育金融创新能力，破除体育产业金融抑制，缓和资本供需矛盾，促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回顾过往研究，在熊彼特创新函数组合框架下，体育金融创新研究倾力于制度（冯国有等，2018；林志刚，2019；刘辉，2016；马应超，2013）、市场（任保国 等2006；朱启莹 等，2018）、技术和产品领域（陈放，2017；李明，2017；刘辉，2016；孟祥新，2017；张易 等，2014；祝颐，2016），却鲜于提及金融组织创新这一关键基础性环节，以致产融结合现象被忽视，理论研究滞后于工商实践。因此，本文以探索性研究方式，立足于对体育市场产融实践的观察，借鉴国外及其他产业领域先发经验，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明晰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匹配符合体育产业特征的结合模式，进而提出引导体育产融结合健康发展的对策。

1 体育产融结合的生成逻辑

产融结合源起于19 世纪工业革命，兴起于当下全球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阶段性资本需求扩大的产物，列宁金融资本理论以“银行和工业的混合生长”揭示了产融结合的本质。其中，“产”指工商企业拥有和控制的产业资本，涵盖实物资产与无形资产；“融”指各类金融机构所占有的金融资本，主要以货币资金形式存在，股权是二者结合的关键纽带。在功能范畴中，首先，产融结合利用股权关系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纳入同一组织，抹平二者间天然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信用结构缺陷，将工商企业的外源性融资转化成组织内源性融资，降低融资交易成本，达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其次，在资本供给扩大的基础上，金融机构介入产业活动，有利于撬动产业规模经济效应，拓宽企业社会网络资源并优化企业人力资本，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再者，从产融组织整体来看，内部成员间的资源互补与外部的多元化经营策略，既能够提升组织投资收益率，又有利于分散组织行业风险，具有良好的协同效应（马红 等，2017；孙晋，2010；王帅，2013；王秀丽 等，2015；杨艳林，2017）。我国体育产业发展源自近20年来体育事业的市场化改革，在国家金融创新开放的背景下，体育企业的产融结合式经营愈发多见，诸多市场前沿企业如虎扑体育、阿里体育、苏宁体育等均已与金融结构合作建立产融型组织，资本市场也出现大量体育企业与金融机构互相参、控股的现象，国有体育产业集团、基金的产融活动亦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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